电商售假案件中注册人辩护实务精析——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分享

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重视的当下，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结合办理的案件经验，深入剖析电商售假案件中案件的注册人辩护关键要点，期望能为面临法律困境的家属提供有力的帮助。

如今，电商平台的运营规则对售假案件的处理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店铺注册环节，便捷的注册流程虽然为商家入驻提供了便利，但也导致注册人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情况频繁出现。

这种不一致增加了犯罪主体认定的难度，办案部门和辩护律师不能仅仅依据店铺注册信息进行判断，而需要深入研判实际经营情况。

例如，在一些案件中，注册人可能因个人闲置店铺、与他人合作经营等原因，将店铺出租或出借给他人使用，自己并不参与实际的经营管理。此时，若简单地以注册人身份认定其为犯罪主体和刑事责任，显然违背了罪责自负和罪责刑相适宜的原则。

经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总结，在司法实践中，一个电商店铺的注册人，往往存在多种可能：

1.   注册人就是实际经营者、老板或者合伙的股东：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注册人对店铺的运营和管理拥有直接的控制权，也直接参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因此在电商售假案件中，这类注册人通常会被认定为犯罪主体，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实际经营者借用公司员工的身份注册：有些实际经营者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会借用公司员工的身份进行店铺注册。这种情况下，员工可能并不清楚实际经营者的售假行为，或者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了身份信息。对于这类注册人，在认定其责任时，需要综合考虑其是否知晓售假行为、是否从中获利等因素。

3. 实际经营者借用亲密关系人员的身份注册，如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由于亲密关系的存在，这类注册人在案件中的责任认定往往较为复杂。办案部门可能会因为双方的亲密关系而倾向于认定注册人知晓售假行为，但实际上，注册人可能确实对售假行为毫不知情。在辩护时，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注册人的不知情和未参与。

4.   注册人出租、出售身份信息、店铺给实际经营者使用：这种行为本身就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注册人将自己的身份信息或店铺出租、出售给他人，实际上是为售假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对售假行为不知情，且未从中获利，可以争取无罪辩护或从轻处罚。

5. 实际经营者盗用他人身份进行注册：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人是受害者，其身份信息被他人盗用进行售假活动。注册人在发现自己的身份被冒用后，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案，并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售假行为无关。

此外，信誉评价体系是平台规范商家经营的重要手段，但商家常常会利用规则漏洞，通过虚假交易、刷好评等不正当手段来提升店铺信誉，给金额认定提供了辩护空间。平台对商家的通知、警告、处罚等管理记录，是考虑当事人主观明知和主观恶性的重要证据，对案件的定性和量刑具也有关键的参考价值。

（一）法律条文深度解读：注册人担责的刑法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指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销售，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明知” 包括确切知道和应当知道两种情况。

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3 号】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1.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3.   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 “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电商售假案件中，注册人若符合上述构成要件，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此外，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也适用于电商售假案件。若注册人与其他实际参与售假的人员存在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即便注册人未直接参与销售活动，也可能作为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

例如，注册人明知他人利用其店铺售假，仍提供店铺账号、协助处理售后等，这种情况下，注册人应与实际售假者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二）司法实践倾向：主观明知与参与程度如何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注册人责任的认定，重点在于判断其主观故意和参与程度。

在主观故意的判断上，办案部门通常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果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注册人理应基于合理的商业判断对商品的真伪产生怀疑；注册人在进货时未对供应商的资质和商品来源进行合理审查，或者在销售过程中对消费者关于商品真伪的质疑采取回避、欺骗等态度，都可能被认定为具有主观故意。

在参与程度方面，若注册人积极参与商品采购、定价、销售策略制定等核心环节，则很大程度会被认定为主要责任人。而对于仅提供店铺注册信息，未参与实际经营管理的注册人，办案部门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知晓售假行为的存在。

若注册人能证明自己对售假行为毫不知情，且未从售假行为中获利，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如果注册人在一定程度上对店铺经营有监管义务，或者从售假行为中获取利益，即便未直接参与销售，也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人。

因此，刑事律师办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应注重判断主观故意，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切入辩护。

一方面，考量注册人的客观行为表现，是否有参与经营环节，是否对商品价格、进货渠道等关键因素进行了审慎审查；另一方面，结合注册人的认知能力、经营经验等主观因素，判断其是否应当知道所售商品为假冒。

例如，对于具有一定电商经营经验的注册人，若其长期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商品，且未对商品来源进行合理审查，律师则应判断出办案部门可能更倾向于认定其具有主观故意。

（一）主体身份界定：实际经营与名义注册

在众多电商售假案件中，注册人与实际经营者分离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辩护律师能收集足够证据证明注册人没有参与实际经营，对实际经营人的售假行为完全不知情，且未从中获利，仍有一定的辩护空间，甚至可以进行无罪辩护，避免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从这个民事判决可以看出，赵某就是因为从未参与店铺决策讨论、对商品采购销售细节毫不知情，所以只对其民事过错行为承担了民事责任，避免了刑事责任。

（二）共同犯罪地位分析

在司法实践和共同犯罪案件中，注册人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形，不同情形下，注册人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律师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辩护律师可通过分析注册人在犯罪中的具体行为，如参与程度、对犯罪结果的影响力等，来确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为争取从轻处罚提供依据。

假设上述案件中，注册人在其中只是负责运营网络店铺，律师则可以为其争取到从犯的认定。

（三）主观故意辩护

1. 认知能力与信息获取限制：

注册人的认知能力和信息获取渠道对判断其主观故意至关重要。在一些实际案例中，初次涉足电商行业的注册人，因对所售商品的专业知识匮乏，从看似正规的供应商处进货，供应商提供了齐全但实际虚假的商品资质证明，且销售过程中未收到消费者关于商品真伪的明确质疑。

这种情况下，若辩护律师收集供应商虚假宣传资料、注册人进货时对商品真伪的询问记录，以及注册人自身学习电商和商品知识的记录等证据，可论证注册人因认知局限和信息误导，无法辨别商品真伪，主观上不存在售假故意。

办案部门在判断此类案件时，也应充分考虑注册人的认知能力和信息获取的客观条件，若注册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仍被误导，则不应轻易认定其有主观故意。

2.   合理信赖与善意经营：

若注册人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所售商品的合法性存在合理信赖，是基于善意经营，可有效抗辩主观故意的指控。

在实际案件中，注册人长期与信誉良好的供应商合作，该供应商一直提供合格商品，此次售假是因供应商私自更换货源且未告知注册人。注册人在销售时按照以往经验和对供应商的信任，未对商品进行额外检验。

辩护律师通过提供注册人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记录、以往商品质量检测报告、此次进货时的沟通记录（显示供应商未提及货源变更）等证据，成功为注册人进行主观故意方面的抗辩，为当事人争取无罪或取保候审的好结果。

3.   基于经营背景与经验消除推定怀疑：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犯罪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客观上存在的疑似犯罪行为，而要综合、全面地审查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经营背景、经验、对业务的熟悉程度等多方面因素，避免仅因客观结果就片面地认定犯罪。

4.   依据沟通记录与行为表现推定主观故意：

在认定注册人主观故意时，往往也要结合客观证据，特别是要关注行为人的聊天记录，通过分析沟通记录，看其内容有没有围绕店铺日常运营基础事务，有没有涉及售假相关、有没有询问质量和正规进货凭证等等。这些行为表明其主观是否关注店铺正常经营与商品质量，有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主观故意。

在电商售假案件中，电子数据证据占据着主导地位。

· 交易记录：详细记录了商品的销售时间、数量、价格、买家信息等，是认定销售金额和犯罪情节的关键证据。

· 聊天记录：能直观地反映商家与供应商、买家之间的沟通内容，对判断商家的主观故意、商品来源以及销售过程中的行为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电子物流信息：从实物流转的角度，证实了商品的实际运输情况，与交易记录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条。

然而，电子数据具有易篡改、易丢失的特性。

在技术层面，电子数据存储于计算机系统或网络服务器中，容易受到黑客攻击、病毒感染、人为删除或篡改等因素的影响；在法律层面，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和保全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否则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

例如根据《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收集、提取电子数据需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应该有见证人在场等等。具体到电商售假案件中注册人辩护视角下，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认为，刑事律师应该重点审查的证据如下：

（一）聊天记录审查要点

聊天记录在电商售假案件中往往是关键证据之一，但也容易存在问题。在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案件中，控方往往会提供了注册人的聊天记录，试图证明注册人明知所售商品为假货仍进行销售。

针对这种情况，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认为，刑事辩护律师在阅卷审查聊天记录时，就应从多个维度细致分析，对于来源合法性，严格审查提取主体、提取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完整性，借助专业技术手段，如数据恢复、哈希值比对等方法，确保聊天记录未被篡改；对于关联性，结合案件整体事实和其他证据，准确判断聊天记录对证明注册人主观故意和售假行为的实际作用：

1.   来源核实：应确定聊天记录的获取途径是否合法合规，比如是否符合《电子证据提取规则》等规定提取规则，是由证人自行提供还是公安机关提取，是否存在篡改、伪造的可能。

2.   数据完整性：检查聊天记录是否完整，有无缺失关键信息、中间段落被删减等情况。尤其要注意聊天记录的开头、结尾以及涉及关键事实和时间节点的部分是否完整无缺，有没有隐瞒对当事人有利的聊天记录等等。

3.   与案件事实和证据印证：审查聊天记录能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例如，聊天记录中的交易金额、时间等信息是否与合同、转账记录、发票等其他证据一致。

4.   语言含义解读：仔细分析聊天记录中的文字表述，注意语言的准确性、上下文语境，避免断章取义。对于模糊不清、有歧义的表述，要结合整个聊天过程及相关背景信息进行理解。

5.   关键信息提取：梳理聊天记录中涉及的关键事实、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如价格、交货时间、质量标准，侵权行为发生时间、地点、具体行为等，将这些关键信息与案件的其他证据和指控事实进行比对分析。

6.   情感态度与意图判断：关注聊天双方的情感态度、语气等，分析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和心理状态。例如，从聊天中的用词、语气是否强硬或委婉，是否存在威胁、利诱等情况，来判断当事人在事件中的主观态度和可能的行为动机。

（二）涉案金额审查要点

涉案金额是量刑的重要依据，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认为，在刑事案件辩护过程中审查涉案金额时，专业的刑事律师要全面梳理各类影响金额计算的因素，除了关注订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外，还要准确把握库存货值的计算标准，依据法律规定和市场实际情况，确保涉案金额认定准确无误。同时，善于运用数据分析方法，从海量交易数据中挖掘关键信息，为辩护提供有力支持。

在实际案例中，控方认定注册人的销售金额，往往主要依据是平台提供的交易记录。辩护律师审查时，应该详细分析交易记录，查找其中是否存在大量退货、退款订单以及刷单行为。

具体的，刑事律师可以通过协助当事人家属取证，获取详细的订单状态、订单变更记录，将退货、退款订单从销售金额中剔除；而对于刷单行为，律师通过也可以刷单平台数据、刷单聊天记录证实刷单行为，也可以通过分析订单的收货地址、购买时间、备注等信息，发现部分订单存在异常，如地址集中在同一区域、收货地址为虚假地址、购买时间间隔极短且购买数量异常等，查找识别刷单订单，并将其从涉案金额中扣除。

此外，对于库存假货货值的计算，应以实际销售价格为依据。如果经过阅卷发现，控方在计算库存货值时采用了过高的市场价格时，刑事律师可以通过收集同类商品的市场销售数据、与供应商的进货价格凭证等证据，证明实际销售价格的合理性，为注册人争取到更有利的量刑结果。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注册人不是实际经营人的情况，办案部门通常会谨慎权衡注册人与实际经营人的关系紧密程度、注册人对店铺的控制能力以及其在知晓售假后的态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判断其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认为，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应充分利用上述证据和论证要点，为注册人争取最有利的辩护结果。

律师在辩护时，应针对性地围绕上述因素收集和组织证据，强化注册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证据和论证。

首先，需明确注册人与实际经营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考虑其是否存在特殊亲密关系。

当注册人与实际经营人属于亲密关系，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案件的复杂性进一步提升，因为办案部门在认定注册人刑事责任时，往往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注册人知情或参与。此时，辩护工作需要更细致的证据收集与更严谨的逻辑论证。关于特殊关系的辩护，后面再单独展开论述。

对于注册人与实际经营人之间，如果并非亲密关系，则刑事律师可以可通过收集多方面证据来进行辩护。例如，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若存在，应仔细审查其中关于店铺使用方式、经营责任划分、收益分配等内容；若无书面协议，则需收集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还原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其次，在主观明知方面，在实际案件中，注册人在得知售假行为后的反应证据至关重要。

若注册人在知晓售假行为后，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制止，如通知实际经营人停止售假，并向平台提交详细的举报材料，积极配合平台的调查工作，甚至主动提供一些与案件相关的线索，这些行为都能有力地表明其主观上没有售假的故意，也没有对售假行为进行放任。

辩护律师在办理这类案件时，可以协助家属收集证据进行证实，比如查找当事人的工作记录，证明其在店铺运营期间一直在其他公司正常上班，没有时间参与店铺经营；或者查找当事人与实际经营者的聊天记录，证实当事人在得知售假后坚决要求停止违法行为等等。通过这些证据，去证实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没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主观故意，从而为其争取无罪的取保候审。

再次，在是否参与具体经营管理方面的证据，也应重点审查。

刑事律师可以通过查看店铺运营的相关数据，如登录 IP 地址、操作时间等，来证明注册人是否实际参与店铺管理；还可以收集注册人与实际经营人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分析资金用途，判断注册人是否从售假行为中获利。

最后，从注册人的职业背景、经营历史等方面进行论证也十分关键。

若注册人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一直秉持诚信原则，没有任何售假或违规经营的记录，那么具体案件中，其对实际经营人的售假行为不知情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例如，注册人在过往的实体生意中，始终严格把控商品质量，获得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在行业内树立了诚信经营的口碑，由此可推断他对售假行为的容忍度极低，更不可能纵容他人利用其店铺售假。

电商售假案件中注册人辩护工作需要刑事律师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律师必须精准把握案件特点，深入剖析注册人的法律地位和责任，找准辩护切入点，制定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辩护策略，并在各个环节严格、细致地实施。

尤其是在证据审查方面，对聊天记录和涉案金额的审查要做到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的细节。通过有效的辩护，不仅能够维护注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的公正适用，也有助于促进办案部门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