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诈骗罪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广州刑事律师

1996年11月14日至同年12月23日，被告人姚建林借口融资，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诱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边防总队后勤部财务处、杭州市华通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林业部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和杭州市玉皇山庄在其指定的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滨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城东支行和平分理处开立帐户，分别存入资金3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后姚建林从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滨江支行员工张学慧、朱一凡、付春寿处骗得上述4单位的开户印鉴卡复印件，并以此为样本伪造了该四家单位的印鉴，用假印鉴填制了7张上述单位的转帐支票，于同年11月15日至同年12月23日依次从上述单位在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滨江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城东支行和平分理处的帐户上划走资金1596万元，转入姚建林自己的兴隆皮草行、杭州市兴隆实业总公司、新生机床企业联营公司杭州分公司帐户上，非法占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边防总队后勤部财务处、杭州市华通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林业部竹子研究开发中心、杭州市玉皇山庄分别得到利息差18.12万元、50万元、28.8万元和31.155万元。案发后，追缴姚建林赃款及赃物折款计人民币600余万元，尚有800余万元不能追回。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姚建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存款单位印鉴和转帐支票进行诈骗的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惩处。判决被告人姚建林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

一审宣判后，姚建林不服，以没有实施票据诈骗的故意和行为，没有刻制假印章，要求对支票上的印章重新鉴定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姚建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存款单位印鉴和转帐支票进行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姚建林的上诉，并依法将此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姚建林诱骗其他单位在其指定的银行存款之后，又使用伪造的转帐支票，将存款划入自己帐户予以非法占有的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裁定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以票据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姚建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的刑事判决。

作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票据诈骗罪，是从传统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与诈骗罪相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虽然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条文中，只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确规定了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明确规定票据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但并不是说票据诈骗犯罪不要求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金融诈骗比普通诈骗犯罪的情况复杂，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在非法集资（诈骗）、违法贷款（诈骗）和恶意透支信用卡行为中，行为人采取虚假手段集资、贷款或者恶意透支信用卡，并不一定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刑法才强调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才能构成犯罪。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采取刑法规定的方式、手段进行金融诈骗的，一般可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需要刑法作出特别规定。正如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但刑法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此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一样。因此，认定票据诈骗罪，必须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方法，本刊总第13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了较为详尽、针对性很强的规定，此处不再赘述。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3集》【第145号】